为什么很多人甚至明星都信奉藏传佛教?

日期:2019-09-22 13:09:55 作者:龙牙 浏览: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藏传佛教本身是什么?只有搞懂了这个问题,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明星会对其趋之若鹜,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法,否则就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谩骂和讽刺而已,而且会加深民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最终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当大致上了解了藏传佛教与藏文化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以后,才能真正本着民族团结的本心,做出真正利国利民的事情。
       本文试着从一个“外乡人”的角度,解释藏传佛教在藏区取得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原因,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从而看出这帮子明星到底在干什么,从何解决。水平当然算不上专业,顶多是个门外汉水平,望有识之士指正。
       一、藏传佛教流传的文化成因。
       1、苯教与原始文化西藏,最早的原始文化形态是苯教,相信很多人都有所耳闻。但是苯教到底是什么组成的呢?
       苯教主要的组成部分是神话传说、寓言、仪式。这是大部分原始宗教的常见形态,其中,传说明确了一个民族的由来,主要是这个民族先人的事迹,类似于汉族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寓言则是借用神话传说的事迹来直接阐明日常生活需要遵守的规矩,以圣人的做法、说法,来规范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如汉族的《论语》;仪式则是以一种集体活动,来强化这种行为规范的合法性,如汉族的祭天、祭祖,当然仪式是广义的,包括宗教场所的建设,仪式本身,仪式的用具等等方面。当你说出“天花乱坠”、“舌灿莲花”这些宗教来源的成语的时候你应该对文化与信仰的交织有所体会,原始信仰与原始文化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这一套信仰上的东西,同时也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不得不说,苯教的一套组成里,不合理的成分是很多很多的,也导致了这种信仰本身的孱弱。
       苯教的神话传说,牵强附会的地方确实太多,难以让人信服;寓言自然也就失去了根基,很难全面制定一套完善的社会运行机制;宗教仪轨也像所有原始宗教一样,使用“人牲”。此时的藏文化水平类似与内地商朝的水平相差不多,其发展水平与生产力水平也是配套的,足以支持社会秩序不崩溃。
       2、原始宗教的衰微。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旧有的社会秩序很难再继续运行下去,面临着要么改革要么崩溃的选择。当然这肯定是一个反复拉锯的漫长过程,很少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趋势肯定是生产关系这个软件去适应生产力这个硬件。就是说,社会制度做出变革,从而适应更多的人口。
孔子讲,“失礼求诸野”,很少有人会想,礼如果是个好东西的话,怎么会失掉呢?如果它真的是须臾不可缺失的东西,为什么会失掉?如果它真的是金科玉律不可变更,那么失掉了人类不就灭亡了?这就是旧有社会秩序无法适应现实,不得不做出改变而已。孔子定的这一套礼制,恐怕与周文王的那一套出入很大的,他只是借了个名头而已。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佛教传入西藏的时候。
       佛教其实也无法避免原始宗教的三大组成:经律论。经对应于传说故事;律对应宗教仪轨;论对应于寓言。这一特性极其有利于佛教在藏区的传播,经过短短几代人的传承与学习,就可以完全替代掉原始宗教传说人物的地位。比如历史传说中某个英雄,我可以直接声称他就是某个菩萨的“现身”,根据具体事迹进行附会就可以了。
       本来人性就是大致共通的,各种宗教至少都要劝人向善,都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具体到传说人物的事迹,性质上差距不会大。进行附会是很容易操作的事情,如果确实有某个原始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无法附会到佛教故事里面,也无法与佛祖的开释吻合,我们还可以生造个别的人物嘛。
       同样的事情在汉传佛教里面也是有的,比如关羽这个人物。你无法说关羽是哪个菩萨的化身,那就生造一个或者不去管他,就那么拜,也没什么大问题。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根本性区别就在这里了。
       前面述及了苯教文化本身的孱弱性,而汉族原始宗教和文化相对来说要强悍得多,佛教对两者的替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佛教在藏区成为强势文化,彻底改造了原始宗教,也改造了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佛教在汉族地区则成为弱势文化,被汉族原始信仰彻底改造,也改变了佛教本身的诸多方面。
       你现在都可以从汉传佛教中看到很多对汉文化妥协的象征,这种妥协是必要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佛教本身的传播与生存。
       而在藏区情况完全相反,佛教作为强势文化,胜利取得了统治权,基于此而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社会运行规则,暂时的支撑起了藏族地区的社会生活。
       这也是藏区可以实现政教合一,而汉族地区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合一的原因。佛教本身就没能取得文化和信仰上的唯一地位,强悍的汉族原始文化,加上后来的道教文化、儒家文化,甚至逼得佛教不得不做出改良来适应现实。多元化的信仰也导致统治者不敢选择神权作为王权的根基,强行统一信仰将会导致巨大的统治成本支出,使统治难以为继。
       这不是某个统治者个人意愿的事情,而是他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每个统治者都不得不考虑统治成本,激起无谓的反抗不是一个明智的统治者该干的事情。历史也证明了,要在多元信仰的地区强行依靠神权实施统治,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是亡国之策。
       而藏区的信仰是统一的,苯教已经翻不起多大的波澜,几代人的传承注意彻底摧毁原始信仰的根基。所以藏区的统治者轻而易举、顺理成章的选择了王权和神权的统一,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
       反过来,政教合一的统治也促进了佛教在藏区的进一步扎根,到了后期,完全已经达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是一种彻底融入了语言和生活的信仰。我们说“天花乱坠”,很少注意到这是个宗教词汇,而同样的情况在藏区已经达到了极其频繁的程度,以至于你要是把佛教文化的东西完全剔除掉,藏语就会成为一种无法使用的语言。你试一下把儒家思想的词汇全部剔除,你就能体会到这种绝望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
       3、藏传佛教的现实情况。
       1959年拉萨平叛以后,紧接着就是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西藏与祖国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在挫折中前进着。
       不得不承认,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还是孱弱的,根基远没有藏传佛教来得深,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语言,也有一些社会习惯上的体现。
       语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意识形态占有的话语权还很少很少。比方说,在传统语境里,藏语常用比喻、寓言的方式阐明道理、陈述事实。这在汉语里面也很常见,我们平时说话也经常这么干。比如要阐述“坚持做一件事情、不畏流言蜚语和诋毁质疑,坚持到底就会成功”这么一种精神,我们就说,“愚公移山”。我们根本就没有去想,愚公这个人是个汉族人原始崇拜的人物,而是把愚公移山这个成语直接等同于这个冗长繁复的意思。这样语言简洁了,大家也都很容易明白。
       实际上藏语里面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表达方式,任何现代意识形态都很难尽快替代这些表达方式。
       社会习惯方面,主要就是仪式带来的团结与民族意识,类似于汉族人春节祭祖。
       在高压态势下,这些语言和社会习惯上的行为可能会受到暂时的压制,而高压一旦消失,必然会出现回潮和反弹,这是客观规律,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长期保持高压态势,又涉及到统治成本的问题,一种稳定的统治不可能长期高压,成本上受不了。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以后藏传佛教的激烈反弹,隐藏在语言和生活习惯里面的藏传佛教文化传统,因为高压而反弹得比它原来的样子还要高。因为人总是好奇的,被压制的东西总是更能引起兴趣,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反抗压制”的英雄光环加持,所以出现不正常的高峰不足为怪。
       在汉族地区同样出现了反弹,2000年以后出现的“烧高香”、疯狂的宗教崇拜、现在还在泛滥的放生热潮,都是这种不正常的反弹导致的。
       二、藏传佛教的未来。
       1、承载语言的变迁。
       在藏语里面有一种常用的词汇来源:借词。比如说“新疆”这个词汇,直接就是音译的,xinjiang。同样的还有许许多多现代词汇,比如说“核磁共振”,“原子”、“光伏”,都是直接音译。用藏语生造一个词太过于麻烦了,面对数量庞大的现代新事物,指望每个词都生造出来,这个工程量是很难承担的。
近代中国最为幸运,或者说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用汉语完成了对所有科技词汇的接纳。
       知乎上有人提到过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我们如今可以使用汉语讨论哪怕是最尖端的科学与技术,而不需要频繁的引用外来词汇,这是与鸦片战争后一代又一代不仅仅限于汉族的文字、科技工作者艰辛的努力、辛勤的汗水有时候甚至是献血与生命分不开的。他们成功的将汉语改造成了一种现代语言,能够独立承载人类科技进步与社会制度改革的需要,只需借用很少量的外来词汇,而且这种借用行为越来越少了。以前我们还很常用“盘尼西林”,现在都是叫“青霉素”了。
       在近代以来所有的落后国家里,这是绝无仅有的。抛开西方列强不算,被殖民被侵略国家语言中,彻底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文。就连西方化更为迅速彻底的日本也没能做到这一点,日语中依旧存在大量的借用词汇,不仅是科技词汇,社会学词汇同样大量直接音译过来用。而中文里你很难看到这样的现象,即使出现了什么新概念,第一反应不是音译而是意译,还要信达雅。这一现象,随着科技和社会变革的爆炸性发展,再有第二个语言完成这个蜕变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
       这一文化现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还是需要说明一下对宗教的影响。
       能够完成落后情况下的蜕变,首先需要有强大的文化基础。举个例子,所有元素周期表里面的元素,都能从明朝王爷们的名字里找到。其次是庞大的人口,只有庞大的人口才能承载足够的文字和科技工作者,以至于一边遭受侵略一边还能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最后殖民主义侵略要很快结束,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要很快推翻,否则时间长了谁也扛不住。
       同时具有这三个条件的国家只有中国,而中国以汉族人口为大多数,汉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2、统一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的依附性。
       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共同文化活动的统一,导致了少数民族文化一方面需要依附于主体文化存在,另一方面借助主体文化的现代化而实现了自己的现代化。
       比如西藏,距离上更接近印度,但是文化上更接近中国。到印度只有喜马拉雅山中间几个险峻的山口通道,而到祖国内地有铁路、公路、飞机,一天时间不一定能够到达几百公里外的印度,但是肯定能到达几千公里外的北京。这是一个统一国家内部天然的便利性。文化上同样如此,西藏地区的人民更有可能上知乎而不是quora,是微博而不是Facebook,用微信而不是MSN。抖音、快手、美团、饿了吗,这些都是统一国家内部的必然选择。
       印度相对于中国之下崛起的可能性更小,正是因为印度文化上的不统一。他们国内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真正实现了现代化,有时候就在印度自己的国土上,要讨论一点什么稍微高端的科技与社会话题,就不得不使用英语了。就这样的文化基础,很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自然难以实现实质上的统一。
       随着中国自己的发展,藏文化的现代化,阻力最小的就是凭借汉文化的帮助。在社会学上,某种文化现象的必然性是完全取决于阻力大小的,这也是客观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比方说,藏语现在的借词中,通过汉语“二传手”的数量最多,直接音译英语的次之。这还是在汉语文化弱于英语文化的基础上,随着国力的接近与反超,汉语原生的现代尖端词汇必然更是要大大超过英语借词。
       剥离这种依附的话,藏文化是无法完成现代化这个巨型工程的,谁也办不到。最终只能走向自我封闭,成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或者死化石。
       3、文化依附带来的信仰调适。
       语言是承载包括信仰在内的一切文化的最终载体。
       语言带来的变迁,最终也是要影响到信仰本身的。前面论述过,高压解除下的信仰反弹是一种必然现象,汉族、藏族都要经历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结束以后呢?信仰终究要回归到正常状态的。
       实际上现在藏区的藏传佛教信仰自由,是远超过解放前的,也超过了民主改革之前。
       试想,身为一个农奴能够有什么信仰呢?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你能想象一个农奴能够去参拜布达拉宫的佛像嘛?能够自由的去各种宗教场所吗?能够自由的阅读佛教经典吗?在解放前,他们只能隔着老远冲着布达拉宫磕头而已。只需要你信,不需要你明白为什么信。当前的全民信教其实就是信仰反弹的结果,是埋藏在语言中的文化基因,在自由的环境里发酵的结果,是不理性也无法持续的,最终会回归一种新的常态。
       在依附于主体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回落到正常水平的信仰,同样无可奈何的要面对现代化的冲击,要么自我调适,要么陷入疯狂。极端化与世俗化会同时出现,最终消亡的是极端化。在一个统一国家里面,极端化很难维持,人民总有过好日子的渴望,必然专注于世俗的生活。在以前一头牦牛生病了,既没有医疗也无法承受损失,只好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信仰。而如今一辆东风载重卡车坏了,随便一个修车店就能修好,谁又会走向极端化呢?
       随着信仰的神秘外衣脱去,以前密不外传的佛教经典变得满大街都是,神秘莫测的佛像登记一下就可以参观,宗教到底是啥样、有没有用一目了然,持续的宗教信仰反弹是不可能持续的。从上百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宗教最怕的就是摆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内地宗教的逐渐退潮我们也能够看出这个趋势,这个趋势早晚也要出现在西藏。
       三、藏传佛教热背后的一二三。
       1、信仰反弹中的鱼龙混杂。
       正如前两点所说,宗教植入语言,成为文化基因。那么为什么本身毫无藏文化基因的汉族明星,会莫名其妙的信仰上藏传佛教呢?
       在高压过程中,表面的信仰已经被摧毁了,而少部分文化基础薄弱的群体,本身携带的本民族文化基因就很少很少。所以在信仰反弹的过程中,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基因是起不到作用的,无法发酵的,从而更容易选择看起来更为“炫酷”的外族信仰。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信仰反弹中,汉族本身文化基因中对于宗教就不是太感冒,蕴含的宗教信仰文化很少,当然发酵与反弹就不够强烈。而藏文化中藏传佛教因素太多,反弹当然更强烈一些,也造成了一种“信仰”格外虔诚的假象。同样受国家统一的影响,这种更为极端的信仰很容易传播到全国范围内,营造出一股热潮。这种热潮,客观上造成了急需信仰反弹而不可得的一些汉族人,慌不择路饥不择食,转而投身自己并不懂的藏传佛教。
       相反,真正拥有着汉族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础较好的人,对于汉族文化有深刻理解的人,自有自己的一整套信仰,也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反弹。尽管这种反弹,时间上不如藏文化快,程度上没有那么剧烈,但是生命力更强,最终也更为稳定。
       当然还有许多并不符合两者文化基因的反弹,藏族汉族都是有的,这只是哗众取宠而已。比如汉族的“伪儒家文化热”,莫名其妙的搞什么“弟子规”之类的东西。
       2、“朝阳区三十万仁波切”中的明星们。
       在这场喧嚣的信仰反弹中,明星们显得格外扎眼而丑态百出。
       刚才说了,这种现象是“慌不择路饥不择食”,是急需信仰反弹而没有得到及时满足之下的病急乱投医。
       人的一生,时间是极为有限的。被压制的信仰需求长期没有得到满足,在一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如何是一种缺陷,那么在环境宽松以后当然就会急着去弥补。而本身的文化修养极其有限,无法从文化修养中得到信仰的宽慰。本民族的文化修养更为含蓄和丰富,暂时又不能很快的提供出足够“给力”的信仰反弹。一场由内而外的“病”就像瘟疫一样传播开了。
       这场瘟疫在汉族人中间传播其实相当的广泛,因为文化精英毕竟是少数,文化精英里面真正能挑起大梁的更是少之又少。甚至身为文化精英,实际上修养极其有限,转投莫名其妙的外族信仰也是有的,还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这些明星,身为文化精英却实际上并不能承载文化,身处聚光灯下,其示范性作用非常显眼,也得到了广泛传播。
       于是就有了“朝阳区三十万仁波切”。
       根据笔者在西藏的经历来看,这种病急乱投医的跳梁小丑实际上同时受到了真正的汉族和藏族文化精英们的鄙视。
       于汉族而言,这种虚伪的文化精英毫无疑问有着“数典忘祖”的丑恶,同时也有本族文化受到扭曲的不快,当然还有对本族文化的担忧,这些大家都深有体会。
       实际上对于藏族文化而言,这种丑恶的“慌不择路饥不择食”,是一种强烈的侮辱。只有文化基础薄弱的藏族人会觉得这是在“弘扬藏族文化”,真正的文化精英只会觉得恶心,是一种文化上的“恐怖谷”效应,明明看起来很像但是你就是觉得这不是真的。就像中国人不会觉得“满大人”、“傅满洲”代表着中国人一样,藏族人同样不会认可以“仁波切”名头出现的“皇阿玛”。
       3、“朝阳区三十万仁波切”们的未来。
       这场“欲求不满”的神经病该什么时候结束呢?
       没有任何民族喜欢自己的文化被当做玩物。当“三十万仁波切”们利用藏传佛教作为蝇营狗苟的工具时,同时激起了汉族和藏族文化精英的反感,这种反感必将扩散到普通人中间去,这个时候就是“朝阳区三十万仁波切”去见鬼的时候了。
       如果说权力寻租的市场还存在,这种文化上的“沙龙性质”的俱乐部还有存在的土壤。藏传佛教和“空盆变蛇”之类的把戏,可以成为富人与权臣利益交换的场所,但是文化的力量远比这些东西强大太多太多,没有人敢于面对文化上的滚滚洪流,那是亡国之举,没人敢于坐视不管。
       汉族人民和藏族人民早晚都会感受到这种“托名俱乐部”的强烈侮辱,从而把这帮乌合之众的短视行为上升到文化的生死存亡战争上面去,在这种规模的战争面前,这些明星们孱弱得像一根洪水里面的木头渣。
       四、结论。
       总之,明星们皈依藏传佛教这件事情,有其必然性,也必然走向终结。
       1、藏文化与汉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在高压解除之后各自信仰反弹的剧烈程度不同;
       2、汉文化完成了现代化,生命力顽强,浴火重生之后将会带领国内其它少数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
       3、部分文化基因薄弱的人,急需信仰反弹,而已经现代化的汉文化难以提供他们在有限生命里急需的信仰反弹,从而导致他们“病急乱投医”;
       4、这种工具性使用外族文化的行为导致了本族和外族的同时反感,同时,信仰反弹还得面对回落正常状态,还得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注定是无法持续的。
       理清了藏传佛教与藏文化的结合过程,认清了藏文化与汉文化的不同,也认清了中华文明未来的走势,这股“慌不择路饥不择食”的闹剧就成为了一场短暂而微弱的逆流。相信读者能够明白,这股小小的逆流是无法长期存在的,也注定会“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必须要承认,目前这些“皈依”藏传佛教的明星们,是完全出于私心和自我满足,而采取的功利性行为。他们知道自己生命有限,而有钱、渴望更高的精神享受,却求之不得。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也平淡无奇,只不过同时伤害了两种地域文化,从而不可接受。
       我们不能用攻击藏文化的方式来反对这种行为,这是舍本逐末。藏文化具有天然的独特性,是藏族人民长期历史生活中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也同样可以提供解决未来问题的宝贵经验,本身不容攻击侮辱,也必须要尊重。从现实和本质意义来看,明星们这种出于私心的“皈依”,是不得人心的,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没有必要去攻击藏文化。
       五、一点见闻。
       《流浪地球》上映的时候,我自己去电影院刷了两次,网上送出去一共9张电影票,算是一点微薄的支援。
       在第二次去电影院的时候,我碰到了一对祖母女:一个虔诚的藏族老奶奶和她的孙女。
       《流浪地球》并没有推出藏语版本,字幕版都没有,所以孙女一边看一边给自己奶奶提供口译。我十分惊讶于孙女的口译水平,翻译速度很快,我估计她也是二刷,肯定是自己看了觉得好就把自己奶奶拖来了。
       她奶奶右手握着一个小小的转经筒,看电影的时候还在不停地转动。孙女向我表示了歉意,她奶奶听不懂多少汉语,我表示没关系,照顾老人是我们两族的传统。于是她向自己奶奶详细的翻译着台词,偶尔还要解释剧情,不久就成功的让自己奶奶沉浸在剧情里面。
       鲜亮先进的军装、巨大有力的机械、绝不背弃家园的决心、不畏天灾的浪漫、宏大危险的宇宙、团结一心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孙女的贴心翻译,很快让老奶奶如痴如醉。尽管她可能不懂得太阳氦闪、地球与木星引力之类的东西,但是电影里蕴藏的人类共通情感依然让老人看得很入迷。祖母女俩交流得很频繁,只不过转经筒依旧没停下来。
       后来,当地球发动机的火焰不够高,点不燃木星大气的时候,刘培强开着空间站去做中继,与儿子最后一次通话。电影情节达到了巅峰,老奶奶的情绪也被带到了顶点,她可能是想起了自己漫长人生中的某个时刻,或者是体验到了骨肉分离的痛、舍小家为大家的悲壮、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眼泪从老花镜下夺眶而出。
       转经筒停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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